肖延龄，男，医学博士后，中医主任医师。北京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兼心脑病科主任。主持或主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2项，主研省部级课题3项，发表论文30余篇，主编或参编著作6部。擅长中医药治疗心脑血管疾病及疑难病。
我们年轻时学中医，三五年出师，基本都能自己开方子，且多有显效。现在广州最好的白癜风专科医院，从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别说学了五年、七年的，甚至读了九年的，有多少人能按经典中医理论开方治病?同仁堂中医医院内科主任肖延龄主任医师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谈到当前合格中医人才短缺，不禁忧心忡忡。
已过知天命之年的肖延龄主任，是一位地地道道、医术高超的中医大夫。原在一家综合性医院，因中医门诊量不大，深感英雄无用武之地的他，就于几年前跳槽到了当时刚成立不久的同仁堂中医医院，现在是门庭若市、一号难求。长期在中医临床一线战斗的肖主任，深知合格人才对中医药继承发展的重要性。
中医的生命力在于疗效，疗效要靠众多合格、优秀的中医大夫来保障。肖延龄说，近几年来，中医药事业发展成就不少，国家财政的投入也不可谓不多。中医西医化倾向也有所改观，但总体上仍未得到有效扭转，合格中医人才短缺即是明证。
简单模仿西医教育模式，中医教育、科研和中医临床严重脱节
肖延龄指出，在以前，国内各大中医院校刚建立的时候，都是请具有丰富临床、实战经验的名老中医去教课。而现在，各中医院校内的老师，绝大部分都是学院派，即从学校毕业直接留校任教。
中医诊治能力的提升，是长期临床实战中不断地悟的结果。自古以来一直如此，别无他途。这也是中医区别于西医最大特色和优势望闻问切、辨证施治的必然要求。肖延龄强调说。
并不是说学院派不重要，其实，他们在中医药知识普及、相关文化历史研究等方面，更具优势。但如果临床教育以学院派为主，老师论文写得很好却没有临床经验，讲授的课程只能是一些空泛的理论。现在很多从中医学院毕业的中医大夫，临床知识和经验均严重不足，甚至到了无法开中药方的地步，也就不难理解了。
国家近些年来对中医药教育、科研的投入也在逐年增加，但分到临床上面的很少。中医是门实践的学科，临床在中医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不存在类似于西医那样相对独立的科研体系。中医的教育、科研和临床密不可分，且其科研、教育应服务、服从于临床。国家对中医药教育、科研进行投入时，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不能把他们割裂开。
相反，西医临床和科研虽然相对独立，但技术上差别较小，刚毕业的大夫也可以很快上手。所以，中医教育、科研不能简单模仿西医模式。肖延龄认为。
医院转科等政策，加剧中医整体诊治水平下降
目前，很多医院对招收的中医专业毕业生，采取转科制度，即先去各西医科室轮岗学习。肖延龄表示，这种轮岗制等于迫使中医大夫去学习西医，在一定成都治疗癫痫的医院哪家最好程度上加剧了中医大夫整体诊疗水平的下降。肖延龄直言：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种理论体系、两个思路。中医院校毕业生本来中医知识功底就有问题，中医的临床思维模式还没有建立，刚一接触临床又是西医，没有培养出真正的中医临床思维，最后只能是中医大夫越来越四不像，既不是真正的中医，更不是真正的西医，其疗效可想而知。现在有的中医大夫给病人开中药方，第一次没效，第二次还没效，第三次直接就改开西药了。
收费政策忽视中医人的价值，中医大夫待遇偏低导致人才队伍萎缩
从医疗费用方面来看，中医一些门类的诊疗费可以说低到令人咋舌。以针灸为例，目前公立中医院对针灸的收费，依旧沿用上世纪90年代出台的标准，即每次针灸收费4元。
针灸作为中医中最为国际上所认可、接受的治疗手段，在国外收费很高的。肖延龄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以德国为例，早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在德国第一次接受针灸治疗收费120马克，第二次开始每次90马克。这和我国收费标准相差以百倍计!即使在泰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次普通针灸收费，也比咱们高十倍二十倍都不止!
